一个高度行政化的组织，以慈善外衣裹挟商业运作，招致公众拷问。公告声明，公开保证，没能平息舆论讨伐；发于个人，受于组织，质疑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步发酵。

　　从公益事业角度讲，红十字会是一个不可缺失的品牌。多年的运作经验，应对突发事件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，接受赈济款物，发挥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　　虽然堵住组织与个人利益让渡渠道是必要的，但既不受行政体系的有效监管，也没有民间机构的外部约束，不足以恢复公众对公益的信心。

　　因郭美美事件，中国红十字会信用遭受重创。

　　“凭什么红会几万个组织都不注册，连民政部的法都不用遵守，红会就是有问题！”

　　因直言敢言在公益圈子得名“杨大炮”的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，红会目前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的局面亟待改变，

　　记者采访的六位公益界专家以及基金会负责人都同意，红会目前“参公管理”的体制本身存在问题，若要彻底改革，理论上来说，必须“去行政化”。

　　但是红十字总会下设分支机构数目庞大。“去行政化”在现有体制下是否可行，公益界专家和实务人士们则有不同的看法。

　　“关键在于高层要有魄力和决心，否则问题不会根本解决。”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，原中国红十字会筹资工作委员会委员邓国胜告诉记者。

　　据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院周涛介绍，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从4月1日起针对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域红十字会信息公开情况展开了评测。

　　反馈时间截止，只有湖北、内蒙古、黑龙江、广西、山西、江苏6个省区的红十字会向其公开了有关信息，拒绝公开的占8成。

　　纳红十字会入法

　　根据《红十字会法》，数以万计的红十字会分支机构不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，只要红总会下文件批准就可以成立，获得存在的合法性。“脱离现有公益慈善法律监管。”杨团一言蔽之。

　　截至2010年底，中国红十字会有31个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红十字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以及铁路、商业等2334个地级红十字会、2860个县级红十字会、9.5万个红十字会基层组织。

　　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也认为，《红十字会法》更多是明确了红十字会从事救灾救济、国际人道救援的宗旨，但对于红会在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方面应该如何规范运作，并无相应规定。“造成红会在从事公益活动时无法律约束的局面。”

　　杨团强调，红会改革的关键在于将红会“从法外纳入法内”，同时“去行政化”。

　　落实分三步，首先是从行业红十字会和县级以下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开始。

　　因为相对其他享受财政拨款的县级以上的红十字会，行业和基层红十字会就依赖财政拨款，跟政府关系稍远，“去行政化”改革难度较小。

　　杨团强调：“要先把最容易出问题的给改了。”她认为，行业红十字会容易涉及关联交易，滋生腐败。

　　而这一切要得以实施，必须要求他们去民政部门注册登记，前提是修改《红十字会法》。

　　“已有的新成立的行业红会、基层红会都必须去民政部门登记注册，改变发文件批行业红会的现状。”杨团表示。

　　改革的第二步是县级和地市级红十字会，“五年时间，政府对他们的财政拨款减少到零，要求他们和其他慈善机构一样，自己筹款，能筹到款继续存在的就去民政部门登记，转成社团，否则就取消。”杨团建议。

　　简单来说，就是地方政府不给钱也不管人，现有人员仍按参公待遇处理，新人则交给市场“自谋生路”，不再由政府负责。

　　杨团认为，地方政府会欢迎这一改革主张，“目前有的地方红会筹集不上来钱，政府还要给他钱，对地方财政而言是包袱。”

　　而最后一套方案用于省级红会以及红总会，专家估计需要十年时间才能让红会真正能全面去行政化，人、财、物管理脱离政府系统，回归公益慈善机构本位。

　　“红十字会系统具备国家机关的属性，又把自己当做慈善机构，变成政府部门做慈善，监管主体、方式都成问题”，在程刚看来，红十字会系统如果不去官化，就不要再做慈善筹款了。

　　改革折中？

　　即便“去官化”是红会改革的方向，但在目前中国的特殊体制之下，将红十字会与政府剥离开，困难重重。

　　“红会在体制内不仅享受领导人任命和财政拨款特权，还有体制内的资源，这些是体制外的机构做梦都想要的，让红会出来可能吗？”清华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表示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较为现实的路径是改革红十字会善款管理体制。

　　“红会成为善款主要募集、管理使用的主体是历史的偶然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误会。”王名解释说，从《红十字会法》中可以看出，红十字会开展人道救援、救灾救济等七项主要职责中并无募款这一项职能，红十字会本来应该是一个救灾的实施主体。

　　2008年，王名曾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委托，做过一份《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发展状况评估报告》，当时红会的主业还不是筹款，在王名的评估里，红会的善款规范管理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。

　　评估报告出台之后不久，发生了汶川地震，红会因为特殊的体制、能力，以及影响力，成了天然的募捐主体，“随着民众爆发性的捐赠，红十字会募捐职能突然膨胀。”王名说，如果从其资金比例上来看，原先资金中十分之一来自捐款，现在一下子增长到十分之九。

　　红会手中的钱多了，但怎么管理怎么花钱并没有相应制度跟上。王名梳理近些年红会被曝光的事件发现，善款管理三个主要环节：募款、运作、用款都出了问题。

　　在王名看来，这次暴露问题的是红十字会，但在募款的规范管理方面，基金会等公益组织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，而这源于外部环境缺乏规范。

　　“谁有募款权？募款场合在哪里？募款的额度是多少？对这一系列问题，都没有规制，整个公益募款市场规范都存在巨大问题。”王名说。

　　在外部没有法律监管，内部没有完善的管理体制，不断增长的红会善款出现问题“不可避免”。

　　基于这种情况下，王名呼吁，让红会回归救灾救济的主业上去，以项目管理的运作方式，建立公益性救灾组织专业化团队。

　　同时把公众捐赠的善款和红字会其他资金来源相分离，把善款管理跟红会救灾救济的主业分离。

　　在如何分离上，程刚建议放在红十字基金会去做。依照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，红十字基金会有公开透明的义务，而且红基会本身就是“管钱”的，在募款运作上更为专业。

　　8成红会拒绝公开

　　郭美美事件中，公众对红会的改革要求中，呼声最高的是公开透明。

　　程刚指出，红会要信用重建，“必须公布每一笔捐款的去向。”但依据现有法律，公开透明，并非红十字会的法定义务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涌指出，中国《红十字会法》对红会在监督机制上规定了内部监督和政府监督，比如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；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情况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。

　　但《红十字法》中无一字提及信息公开披露制度，也未像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一样，将“公开透明”原则纳入其中。

　　这为公众要求红会公开透明披露信息设置了障碍。

　　不过王名认为，目前红会的资金管理方式，不适宜对公众公开。

　　比如红十字会员缴纳的会费只需对会员公开，政府拨款也应该得到财政部授权之后才能公开，红十字会本身无权公开。

　　“现在这些资金进入一个池子中去，混在一起，导致红十字会难以公开，需要红十字会将善款管理独立出来。”王名表示。

　　基于此，程刚建议，红十字会区别公开，接受捐款的收支按照基金会相关法规公开，涉及财政拨款的资金，则按照政府信息公开。

　　虽然关于红十字会是否有义务进行信息公开，如何公开学界仍有争议，但民间已经将要求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的呼声付诸行动。

　　据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院周涛介绍，他们按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针对这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红十字会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。

　　申请内容主要为：本级红十字会编制人员数；2010年度本级红十字会筹资总额；2010年度本级红十字会收到的个人捐款总额、个人捐款最低金额和最高金额；2010年度本级红十字会行政运营费用总额。

　　目前法定的反馈时间已经截止，据项目组初步统计，在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红十字会里，只有湖北、内蒙古、黑龙江、广西、山西、江苏6个省区的红十字会向其公开了有关信息，另外24个省区没有给任何答复和解释。

　　“拒绝信息公开的省区红十字会，占总数的8成。”周涛说。